1942年冬天的冀南平原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。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武工队长，披着一件旧棉军衣，嘴里哼着一句生硬的日语歌，牵着马靠近敌人把守的城门。城头的日本哨兵俯身探下来说了句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年轻人抬头，用同样蹩脚的日语回了一句，声音不大，却很镇定。等对方刚一放松警惕，“啪”的一枪，战斗瞬间打响。
这个年轻人，就是后来被授予“太行山特级英雄”的郭兴，也是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“双枪李向阳”原型之一。银幕上的李向阳，身背两支手枪，来去如风；真实历史中的郭兴，身上却是三把手枪，身后是一连串用血和命换来的战功与牺牲。
有意思的是，人们熟悉“别动，我是李向阳”这句台词，却往往不知道，在这句台词诞生之前，冀南豫北一带已经流传了这样一句民间说法：“伪军见了他投降，日本人见了他害怕。”说的，就是郭兴。
一少年出山：从“回家去”到敌后武工队长
郭兴出生在1924年11月，河南辉县一个穷苦农家。地少人多，家里靠种地糊口，孩子从小就得下地干活。这样的出身，在当时的中原农村其实再普通不过，可时代很快把这个本该在地头刨食的少年，推上了另一条路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军全面侵华，战火迅速烧到华北。到1940年前后，日伪军的铁蹄已经踏进河南、河北的大片地区，村庄被烧，粮食被抢，人被抓去当伕，老百姓的日子到了头。
就在这一年，只有16岁的郭兴，跟着同村的年轻人一道，跑去找八路军。那一队乡亲一共16个人，都是农家子弟，拎着干粮卷着铺盖，心里就一个念头——“去打鬼子”。
部队首长看了看眼前这群人，又看了一眼个头最矮、年纪最小的郭兴，说了一句：“你还小，回家吧。”其他十五个人留下，他被劝退。换成一般人，可能忍一忍就回家了，可这回他不干。
郭兴跟在队伍后头，白天走、夜里走，一连三天三夜。鞋底磨烂，脚上都是血泡，就是不掉队。带队干部被他这一股子倔劲打动了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那就留下，当通讯员。”
从送信、站岗、跑前跑后开始，郭兴在部队里一头扎下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小事上就显出一点不同：动作快，记性好，遇事不慌，还敢出主意。时间不长，太行军区五分区的司令员皮定钧注意到了这个瘦小的少年。
1941年1月，皮定钧直接把郭兴叫到面前，问了几句情况后，给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任务：回敌后，当武工队长。
那一年，郭兴只有17岁。按现在说，刚过中学年纪。他身边只有三个战士，一支老旧的“汉阳造”步枪，一把短枪。却被交付了三项极为艰巨的任务：
在五个月内，把北豫老家的抗日群众组织起来，发展成七八十人的队伍；
在一年内，击毙五名日本兵，一百名伪军；
从敌人手里夺到两挺机枪，一百支步枪和若干手枪。
这三条，要哪一条都不轻松，更何况三条一起压在一个17岁少年身上。皮定钧拍着他的肩膀，只问了一句：“有信心吗？”郭兴答得很干脆：“请首长放心。”
就这样，他带着三名战士，悄悄回到了豫北的乡村，开始在自家门口干起“敌后武工队”的活计。
起初，只有几个人，枪也不多，连一支正式的连队都算不上。可村里老少爷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看到有八路军回来了，敢和鬼子、伪军硬碰硬，渐渐地就有人把藏着的旧枪挖出来，有人送粮，有人放风。春耕时白天干活，夜里开会商量对付敌人的办法，队伍在这样的土壤里慢慢长起来。
很快，发展群众、扩充队伍这一条任务，就已经差不多完成。真正让郭兴犯难的，是“击毙五个日本兵”这一条。
敌人不是纸糊的。那一带的日本兵平时龟缩在城里，出城行动时总有大股兵力，伪军和汉奸在前面打掩护，火力强、枪好、人多。武工队人少枪少，打杂兵容易，要专门“挑日本兵下手”，风险很大。
郭兴想来想去，最后盯上了一个突破口——语言。
他在前线时接触过懂日语的翻译员，知道鬼子对会日语的人警惕性低一些。于是，他特地跑回太行五分区，向几位翻译“拜师学艺”，硬是花了一个多月，生生记下几十句日语口令和常用对话，还模仿着学了一段日本歌谣。发音谈不上标准，但足够迷惑对方了。
时间来到1942年12月，冀南平原已经冷得结冰，郭兴决定拿河北永年县城试一试。那一回，他带着张克明、李长安两名队员，三个人骑着马，假装是日伪方面的“自己人”，大摇大摆接近县城东门。城头的日本岗哨问话，他用生硬的日语应对，一边说一边往前凑，左手暗暗摸着枪。趁对方扭头回话的空档，三人几乎是同时开火，把守城哨兵打倒，随即跃上城墙，把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和子弹倾泻出去。
打完一阵，怕敌人援军赶到，他们立刻撤离，绕到另一侧的西门，用同样的办法再来一遍。短短一场“闪电战”，日伪措手不及，损失不小，而郭兴一行安全脱身。就这一仗，既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击毙日本兵的硬指标，也让武工队在冀南一片出了名。
从这一刻起，那个肩上只有一支老“汉阳造”的小个子通讯兵，算是真正成长为一名敌后武工队长。
二平原暗战：游击队长与“三把枪”的名声
1942年以后，郭兴带领的敌后武工队，活动范围逐渐扩大，冀南、豫北成了他们的主要战场。这里地势平坦，村庄密集、河沟纵横，是典型的“平原地带”，既方便敌人机械化部队驰骋，也给了游击队“钻空子”的机会。
他们干的事情，用今天的话说，真有几分“电影感”。
夜里剪断敌人运输线上的电话线；
趁火车减速上坡，攀上车厢夺武器；
混进伪军据点，突然开火打乱部署；
装扮成小贩、车夫、过路农民，在敌人眼皮底下打冷枪……
冀南西王庄一带的截粮行动、对高家庄据点的袭击、火烧城隍庙、潜入敌人巢穴炸桥，这些具体战斗，在当年的战报和回忆录中都有零星记载。当地老百姓后来回忆，说伪军见了郭兴，往往弃枪投降，日本兵一听说“郭兴来了”，也会明显紧张。
这个时候，他手里的枪，已经不止当年那一支“汉阳造”。
在多次缴获战利品的行动中，他逐渐成了武工队里“枪最多的人”。他常带在身上的有三把手枪：两把佩在腰间，随时用于战斗，还有一把小型手枪，平时贴身放在怀里的口袋里，几乎不轻易拿出来。
后来有人笑着问他：“电影里的李向阳是双枪，你怎么成了三把枪？”郭兴摆摆手，说：“哪有那么神，百发百中不敢说，十发里打中七发就不错了。三支枪，也不是为了好看。”
他自己其实一直不愿意被说成什么“神枪手”，可事实摆在那儿——在冀南、豫北一带，他的枪法确实远近闻名，多次在近距离、复杂地形里一枪定夺，救下同志，打掉敌人。
有一段时间，军区首长给他记下“一级杀敌英雄”“太行山特级英雄”等称号，还下发嘉奖令，表彰武工队在敌后给日伪造成的实际打击。这些荣誉背后，藏着的却不仅仅是巧妙机智，更有说不完的血和泪。
那把贴身的小手枪，便是一段最沉重的记忆。
那是从一个伪军团长手里夺来的。这个团长表面上对日军唯命是从，暗地里却干尽勾结抢掠之事，有一次更是直接用这把手枪，枪杀了郭兴的妻子。
对一个在战火中摸爬滚打的武工队长来说，家本来就是奢侈的。妻子被杀，几乎把他心里的最后一个软处也撕碎了。他后来在一次内部谈话中，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：“这枪上的子弹，是给我自己准备的。哪天打光了，实在走不掉了，就用它对付自己，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。”
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冷，可在那种白刃相接、随时可能被包围的年代，确实是许多游击队员的真实想法——宁死不屈，用一颗子弹留下最后一点尊严。
敌人对他的恨，也因此越滚越大。
日伪方面多次悬赏缉拿郭兴，在豫北各县贴出告示，公开要他的命。为了泄恨，他们抓捕了他的家人：父亲被打伤成了残疾，母亲和弟弟被关押了整整四年，承受了极大的折磨。
更让人难以下咽的，是另一段传开的故事。
郭兴的妻子牺牲时，留下一个才三个月大的女儿。郭兴无法带着婴儿行军打仗，只好把孩子暂时托付给村里一位大嫂照看。后来敌人追踪线索，闯进这位大嫂家中，质问：“哪个是郭兴的孩子？”屋里有两个襁褓中的婴儿，一个是郭兴的女儿，一个是大嫂自己的儿子。
这位大嫂心里明白，一旦敌人认定哪一个是“郭兴的骨肉”，必然当场杀害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亲生孩子，又看了看郭兴的女儿，咬了咬牙，伸手指向了自己的那个。敌人毫不迟疑，当着她的面，用刺刀刺死了她的儿子。
这件事在豫北老区流传很广。按常理来说，没有任何一个母亲愿意失去亲生骨肉，更不可能亲口把孩子推向鬼门关。但在那个全民动员、把国家和民族存亡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时代，的确出现了这样近乎残忍的选择。
正是无数这样的老乡，默默支撑着武工队的生死周旋。郭兴也曾对身边的战士说过：“咱们欠老百姓的太多了。”
三战火连绵：从敌后武工队到新中国将领
抗日战争进入后期，日军逐步走向战略防守，但对根据地的“清乡”“扫荡”愈发频繁。武工队在敌后不断骚扰，打了一仗又一仗，把冀南、豫北的日伪力量拖得筋疲力尽，为大兵团的转移和集结争取时间。
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，郭兴带领的这支队伍已经多次扩编，人员、武器比当初强大了许多。日本投降，并不意味战火马上熄灭。很快，新的战事接踵而至。
1948年，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，华北、西北战场形势紧张，人民解放军急需有实战经验的骨干部队。郭兴所率领的独立营，奉命整编入野战军序列，从地方武工队转为正规野战部队。
这时的他，已经24岁，早已是久经战阵的营级指挥员。
在随后的平津战役中，郭兴所在部队参与围困、分割国民党守军的行动，主要任务是切断交通线，封锁外援，为天津、北平的包围作外围保障。这类任务，恰是他最擅长的——运动灵活、善打伏击。平津战役自1948年11月打响，到1949年1月结束，历时两个多月，北平和平解放，天津全歼守敌，华北形势就此改观。
平津之后，是太原战役。1948年底到1949年初，太原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，依托坚固的工事阵地，战斗相当残酷。郭兴在部队中指挥部队攻坚、歼灭突击敌人，部队屡有伤亡，但阵地一步步拿下。太原解放，标志着华北战场基本结束。
紧接着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战场——内蒙古的大青山剿匪。
解放军建政初期，西北、华北边缘地带仍活跃着顽固残余和地方武装，配合境外势力不断骚扰。大青山一带地形复杂，沟壑纵横，很适合匪患藏身。郭兴被派往这一带，参与肃清匪患的战斗。对他来说，这又好像回到当年的敌后武工队时期——小股分散作战，不断穿插摸排，和敌人斗智斗勇。
这时的中国，已经在走向统一的最后阶段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内战乱暂告一段落，但朝鲜半岛上很快又燃起战火。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。1950年10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，拉开了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序幕。
郭兴也参加了这场战争。此时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中级军官，带着过去在敌后游击、平原暗战、攻坚作战中积累的经验，出现在陌生的异国山岭之间。那里不仅有美军的飞机坦克，还有严酷的气候和极其艰苦的补给条件。战场上，老八路出身的指挥员，往往是稳定军心的重要支柱。
朝鲜战争结束后，志愿军分批回国。郭兴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深造。这所学院是当时全军最重要的高级指挥院校之一，很多后来名将，都曾在此学习过战役战术理论。对于长年在前线摸索打仗的老军人来说，这是一段从“经验型”向“学院型”指挥员转变的过程。
走出课堂之后，郭兴继续在部队担任要职，资历越来越深，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。时间到了1980年代，他已经年过花甲，担任北疆军区的司令员。这片广袤边防地区任务繁重，既要守国门，又要抓训练，协调方方面面的工作，对一位出身敌后武工队的将领来说，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战斗”。
1988年10月，郭兴正式从司令员岗位上退休，时年64岁。离开部队，他选择回到久别多年的老家河南，在洛阳定居。对于许多从战火中闯出来的老将领来说，能在中原一隅安静养老，本身就是莫大的安慰。
四荧幕形象：从《平原枪声》到《平原游击队》
战争告一段落后，一个新的问题摆在相关部门面前：如何让那些发生在敌后的小故事，被更多人知道？
五十年代初，新华社记者、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陆续深入冀南、豫北等老区采访，把敌后武工队的事迹记录下来。有的写成报告文学，有的整理成回忆录。郭兴的名字，在这一阶段频繁出现。
后来，小说《平原枪声》和话剧《游击队长》等作品问世，以冀南平原敌后斗争为背景，塑造了一个敢打敢拼、机智勇敢、与群众血肉相连的游击队长形象。这些艺术形象并非完全照抄某一个人，而是吸收了多个原型身上的经历和特点。
1950年代中期，国家文化部门决定拍摄一部反映华北平原敌后斗争的电影。电影局在调研过程中，选取了若干真实事例，综合成一个银幕人物——李向阳。
1955年，《平原游击队》公映。黑白画面，朴素镜头，配上冀南口音的台词，却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。观众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腰挎双枪、来去如风的游击队长。他不光会打，还会装扮成车夫、小贩、叫花子，混进敌人内部，动起手来又干净利落。
“别动，我是李向阳！”这句台词，几十年后仍然被人挂在嘴边。很多电视节目、春晚小品，都曾模仿这一幕，足见其影响之深。
李向阳这个形象，是多位英雄事迹的综合，其中就包括郭兴与甄凤山等人。有趣的是，当有人在闲聊中提到“双枪李向阳百发百中”的时候，郭兴自己笑着摇头：“那是电影，比不了。我那时候，也就是枪快一点，准头好些。”
他还补了一句：“我可不是双枪，是三枪。”
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背后，藏着的是一名老兵对艺术创作与真实战场差异的清楚认知。电影要有夸张，要有戏剧冲突，观众才看得过瘾。可在真正的敌后战场上，枪响一次，多半意味着生死一线，夸张不起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郭兴在世时，对自己成为“原型之一”这件事，并不特别张扬。他的更多精力，反而用在了另外一件看似平凡的事情上。
五退役之后：另一种“战场”上的特级英雄
1988年退休回到地方后，郭兴原本可以安安稳稳享清福。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从16岁走进部队、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人，很难闲得住。
地方上成立老干部“督导团”，邀请老战士、老军人到部队、学校、工厂、机关作报告，讲战争年代的经历，也讲纪律作风、责任担当。这样的事情，说起来不惊人，做起来却极耗精力。台上一讲，就是一到两个小时，还得来回奔波，接触形形色色的听众。
郭兴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，还担任了团长。几十年打仗养成的习惯，让他对“任务”二字有一种本能的重视。
统计下来，他在各种场合一共做了600多场报告，听众加起来超过150万人次。既有解放军现役官兵，也有地方干部、教师、学生、工人。有时候，他会在台上讲起当年冀南平原夜里剪电线、炸桥梁的场景，也会不经意提到那位为了保护他女儿而牺牲亲生孩子的大嫂。
有人问他：“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到处跑，不累吗？”他回答得简单：“只要还能说得动，就再多说几场。”
在很多人看来，退休后的这三十年，是郭兴的“第二个战场”。只是这一次，他面对的不是拿着枪的敌人，而是一张张好奇、陌生的面孔。他要做的，是把已经远去的硝烟，尽量完整地讲给后一辈听。
到90多岁的时候，他腿脚已经不那么利索，嗓子也不如从前，但每次接到邀请，只要身体允许，还愿意坚持站上台。有人注意到，他讲到个人荣誉时，总是带过；提到战友牺牲，或者老乡舍命相救时，话语间会停顿一两秒，再接着往下讲。
2018年11月29日，郭兴在洛阳去世，享年94岁。消息传出时，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个名字，但在冀南、豫北以及曾经听过他报告的人中，谈起“郭司令”，却依旧带着发自内心的尊敬。
从1940年那一步不肯回头的“跟着部队走”，到敌后平原三把手枪的暗战生涯，再到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以及后来的边疆防务，郭兴几乎把一辈子都交给了战争与军营。而在和平年代，他又用600多场报告，把那段已经逐渐模糊的记忆，一遍一遍地从尘土中拎出来，摆在众人面前。
当年《平原游击队》中，李向阳带着武工队队员，在麦田里穿行，在桥洞里埋伏，在城门口出其不意。银幕之外，冀南、豫北真正的敌后武工队，在更冷、更险、更寂寞的环境中生死相搏。电影给了观众一个精炼的符号，而历史本身，更加繁复，也更加沉重。
郭兴的经历，只是无数敌后干部、游击队长中的一个剪影。三把枪，既是武器，也是烙印：一把来自部队，一把来自战场缴获，还有那把，来自仇恨与牺牲，贴在胸口多年不离身。
1940年的那个少年，原本只想“上前线打鬼子”；后来却在漫长岁月中，不断被新的战事、新的岗位推着往前走，一直走到94岁生命的尽头。对于这样一位走过枪林弹雨、穿过时代风暴的人来说，评价与赞誉早已不那么重要，他留在历史里的配资网上配资网，已经足够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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